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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小川:服務業發展是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

2019年11月18日 14:31 | 來源:新華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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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2日,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發表演講。他認為,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,要想發展好,就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過去統計體系遺留下的對服務業的歧視,和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。

圖為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發表演講。圖片來源:東方IC

圖為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發表演講。圖片來源:東方IC


以下為周小川發言摘編:

服務業發展存在歷史歧視

商務部數據顯示,2018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52%。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,這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數字,這說明我國服務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,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可以做出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。

按照我國現在GDP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,服務業占GDP比重可以提至60%,甚至更高一點,這個提升空間可能比其他許多行業更大。我們需要仔細分析原因,做一些理論上的思考,從而實現服務業更快速健康地發展,減少過去國民經濟對制造業依賴過多的情況。

我國作為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,歷史上存在著對服務業的歧視問題。這是計劃經濟里留下的問題。這種產業的偏向或者歧視來自于解放初期的統計方法,當時實行的不是GDP,而是“國民收入”。國民收入是前蘇聯體制遺留下來的,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,不包括服務業,認為服務業是不產生價值的。

如果要算GDP,要做很多折算,而這些折算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是不可靠的。因此,大家追求的目標就必然導致歧視服務業發展。這種歷史遺留的東西不可小視,雖然我們已經改革開放40多年了,很多東西都已經糾正了,但是這種歧視還在某些方面有所遺留。它涉及到人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什么、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是什么,也涉及到就業的選擇偏向。

另外,服務業還存在價格管制和難以統計的問題。理論上說,如果某個服務業的子行業,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,處于價格管制的狀態,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所提供,這個行業最后的產出應該怎么統計?根據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和IMF對統計的定義,就應該按市場一軌的價格統計,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呢?技術上還是需要探討,還是有些做不到。

教育是服務業的一個大項,現在的小孩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,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補習班,費用相當不菲,但統計起來也有問題。

在信息科技方面,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務,但這些信息服務有很多是免費的,當前對這些免費的服務應該怎么統計?有的是真免費,有的是交叉補貼,比如從廣告費賺來的錢來補貼信息服務,這些都帶來了統計的問題。

如果存在價格管制,管的越多,可能你看見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,有時候這存在一個互補關系。同時,它也可能帶來對第三產業的一種侵蝕。我們看到全國各個地方的發展戰略,有些地方主要的口號是提“重振制造業”。當然各個地方要區別情況來看,有的地方制造業確實有很好的基礎,而且有重振的機會。但我們也要稍微推敲一下,是不是還有傳統經濟遺留下來的所謂產業偏向問題。

同時我們也看到,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強國,我們的服務貿易是逆差,而且這個逆差數字比較大,上升也比較快。當前全球正在進入貿易談判、WTO改革,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。服務貿易是現代貿易談判里的若干問題的焦點,因此這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的。

服務業生產率統計難 GDP結構轉型被低估

過去我曾經提過一個經濟學理論,叫巴拉薩·薩繆爾森效應。這一理論認為,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,工資實際增長率越高,實際匯率上升速度也越快。當貿易產品部門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時候,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隨之提高,所以盡管在非貿易部門生產率提高也許并不大,但這些其他行業的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,從而引起非貿易品對貿易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。如果我們假定貿易產品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,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情況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上漲,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的上漲。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采取浮動匯率,就會引起匯率的上升。所以,無論何種情況,都會使實際匯率發生變化。

所謂匯率決定理論,其中有一個說的是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比價關系,這個比價關系決定匯率,這是一種解釋。當然匯率的解釋有多種,也有一種從國際收支平衡,也有人說商品的綜合評價比較決定匯率。但巴拉薩·薩繆爾森效應里涉及到這樣一種匯率的觀點,同時涉及到在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,在服務業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,工資也照樣上漲。雖然大家說GDP是實際的,不是名義的,但從實際統計來看,大量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了GDP。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,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升過程中,服務業比重都提高得非常快,可以說是驚人得快,中國也許也將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。

著名經濟學家馬丁·費爾德斯坦曾經專門討論過一個問題,服務業的國民賬戶統計是存在很大問題的,理論上說GDP統計應該反映生產率的變化,但是服務業很難反映,這跟我們的觀察有很相近的地方。我記得2010年G20在韓國召開,我們在韓國的時候發現韓國餐館的忙閑程度跟中國餐館差不多,一個人能夠管幾十個人吃飯,但它的菜單很簡單,塑料薄膜壓的一頁紙,有的餐館好點,正反面,有的還帶照片。中國的餐館菜單都是一本,幾百種菜都能做出來,而且寫得密密麻麻。生產率怎么樣呢?中國餐館的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每個月2000元,在韓國是2000美元,而且很多城市晚飯沒多少人吃,主要是中午。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?一種回答主要看顧客是什么類型,如果顧客都是三星、現代的職員,收費就可以比較高,自己收入也可以提高。顧客收入越高、肯付的錢也越多,就像你去理發,一個月掙50的時候,你可能只愿意掏幾毛錢去理發,如果現在是5000元的月收入,可能也愿意拿出1%左右的錢去理發。如果衡量理發員的效率,不考慮質量上的差別,投入品的差別,可能你會發現生產率變化是相對不太大的。

這種解釋有什么意義呢?因為上述情況有可能造成低估GDP,也可能造成了我們對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低估,因為絕大多數生產率提高必須用名義生產率來衡量,有可能會抑制我們對GDP結構轉型的估計,這種情況還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低估。因為我們知道,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空間,如果大家都住在農村,很多服務業確實沒有太大的發展條件。同時,也會低估投資回報率。因此,這方面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的。

還有,我們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受這個因素影響。國際收支平衡,服務貿易的赤字數量比較大,究竟是什么原因?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的匯率產生影響?也就是說,有些政策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,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模糊的概念或認識,這樣有助于服務業的深入發展。

金融服務業GDP占比過高了嗎?

大家可能希望我講一點金融,把金融作為服務業的一個例子稍微提一下。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,它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適?比重高了,可能是一種泡沫;比重低了,就說明金融深化不夠,金融服務業還可以發展。中國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%左右,每年情況略有不同。有時候季度統計結果可能給人一種結果不準確的印象:比如2018年一季度的時候,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0%,有人對此很擔心。實際上,統計金融服務業GDP占比只能靠“收入法”,只有“收入法”算得比較準。從供應角度來講,比如收貸款利率,必須考慮到對方還有一部分利息付給存款者了,這部分需要扣除。但金融服務業的多種多樣令這種扣除變得非常困難。在季度性統計中,我們一般沒有用“收入法”核對,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業的產值,乘幾個系數,有時候選M2增長,有時選股票市場股指。這些系數很容易不準確,因此算不準是有具體技術上的原因。

金融服務業供給能產生哪些價值?有支付類、存貸款類、交易類(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、債券、理財產品)、顧問類及其他(投資顧問、理財顧問)。不難看出,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,儲蓄率越高所需金融服務越多。沒有儲蓄或者儲蓄率很低的國家,沒什么存款也就做不了多少貸款,沒什么儲蓄也就不會有人買股票債券或進行其他交易,自然也不需要理財顧問了。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。十年前,中國的儲蓄率達到50%左右,現在降了一點,仍有45%左右的國民儲蓄率,屬于全球最高。既然儲蓄率高,就需要更多存款、貸款、理財、投資、顧問等服務。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發展,一定程度上會與儲蓄率相關。當然哪個國家都需要有支付服務。任何一個國家,哪怕其國民習慣于發了工資馬上就花,這樣的情況即使不需要多少儲蓄服務,也會需要支付服務。然而支付服務占整個GDP的比重,最多不會超過2%。比如中國占GDP8%的金融服務附加價值,支付服務可能貢獻了不到2%,其他是跟存款、貸款、金融市場投資、交易、顧問及其他金融服務有關的業務貢獻的。

因此,我們說金融業和實體經濟是一對共生關系。這并不是說金融服務業占GDP比重提高到10%,對服務業發展是好事。我們更應關心,占比提高是不是意味著泡沫化,意味著自我循環或是脫離實體經濟?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,關于這一點但還要做深入分析,不能一概而論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,美國很快出現了“占領華爾街運動。在這場運動中,大家關注的焦點是收入分配的效果。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。金融業的發展,從商業銀行角度來看,內部有一個經濟核算,盡管我們非常重視零售業務,例如中小戶居民的業務。但銀行在中小戶身上賺不到錢,真正賺錢的是占比約為10%到20%的大客戶。這有點像坐飛機,七八十年代的時候,飛機票價進行了重大改革。航空公司賣機票,主要賺得是頭等艙和公務艙的錢,公務艙賣完后再賣經濟艙,經濟艙可以降價,因為高價機票已經把錢都賺回來了,剩下的經濟艙就算補給旅游業發展了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金融業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。

所謂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,一個做法是住房抵押貸款,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到的作用將越來越大。因為高收入的人存錢多,低收入的人借錢多,特別是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,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,這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過程。當然這在統計上是不計入基尼系數的。從整個社會來看,大家有沒有自己的住房,住房是否宜居,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福利和財富分配的分配效應問題,在這種分配效應中,住房抵押貸款大幅度提高了分配效益。

補充一點,從金融角度看,我們確實看到一個缺口。統計局做統計的時候,會具體到每個家庭看支出:比如某家庭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錢,在醫療上花了多少錢,交通上花了多少錢。金融統計雖然對支出方向并不敏感,但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家庭統計里的支出結構。一般而言,像醫療、教育等方面的實際家庭支出會大于統計局統計的支出水平,這樣會導致統計口徑不統一的問題,可能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經濟分析以及發展戰略的方向和對策制定。

科技發展與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關系,我國比較強調所謂IT產業對工業現代化起到的作用。從分工來講,我們也是把工業和信息放在一個部門,過去叫信息產業部和經貿委,合起來叫工信部。我們在各種文件中特別強調IT對于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。但實際上運用IT范圍最廣、成果最突出的是服務業。

我們究竟是希望鞏固就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比重,還是更加希望未來就業更傾向于服務業?還有一個變化跟老齡化有很大的關系,由于老齡化問題,人均壽命提高了,醫療費用大幅提高。醫療費用分為三個方面:藥、設備(檢驗和治療設備)和診療。我們會發現,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,這方面的支出會越來越多,但在中國支出的比例約占多少?多年來,從統計年鑒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%左右,進行國際比較,發現各個國家差別很大。用生產法和支出法算出的GDP占比還不一樣。生病吃藥,藥物生產作為制造業又計算了一遍;各種醫療設備在生產方已經統計過了,但現在有很多設備是進口的,使用時應該支出的是折舊費。因此,即便5%的數字有道理,這也表明我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。

服務業投資空間潛力大

關于服務業市場準入,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,雖然貿易談判也談到這個問題,但更多的要從國內的角度看。我們有一些產能已經過剩,所以要去產能,要發展新的產能,新的產能就要有人投資,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,服務業有空間,有人去投資,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,是否允許私營企業投資,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限制,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也就是說,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家感到在制造業投資已經投不出去,因為既有產能過剩的現象,也有整體投資的機會在減少的因素。對這些企業家而言,一種可能性是投服務業,服務業也有一些比較飽和的部分,比如餐飲,但也有好幾個空項,如果他有意投這個空項,但卻不讓他投,這樣就是減少了投資的機會。也許有人說國內投不了就投到國外去,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是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,產業發展和安全之間有一個平衡,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,從而穩定GDP的增長,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,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劃分。

總體而言,服務業是有大的空間的,前提是可貿易品生產效率提高,它可以帶動服務業的增長。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。要想發展好,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過去統計體系遺留下的對服務業的歧視,和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。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,要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,要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,給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。要關心服務貿易,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問題。也要關注統計,以及統計上可能產生的不準確的現象。

總體來講,我們要面對結構轉變的挑戰,在這個過程中,提供更多的分析、研究、思考,為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做出重要的貢獻提供正能量。

編輯:董雨吉

關鍵詞:服務業 發展 統計 gdp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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